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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含羞草》

含羞草

  我在小学年代曾种过一株含羞草。是那种迷你的种子杯,里面有一小袋土,几粒种子,我只是将种子埋到土里,定期浇水,后来一株草便破土而出。幼年时,含羞草那碰了就会收缩的应激反应让我着迷,更令我讶异的是含羞草的花朵——一个粉红色的球状物。不知为何,仅仅是在百科全书上看到这种奇妙的植物时,我就已经默认了它是一种没有花的草,未曾料想,竟然开出一个粉色的绒球。这样的童年的惊喜,放到现在依然相当生动。

  我想在这篇文章里,记几个人。这些人有的与我有几分缘分,有的甚至不曾讲过一句话。残忍了讲,他们是我不会耗费一篇文章,只会仅仅几笔带过的人物。现实了讲,人类的关系本就有亲有疏,这里的文字也仅是尽其义务罢了。漂亮了讲,他们一定有些令人触动的闪光点,像那开出了粉色花朵的含羞草,所以至今还在我的记忆中。狂妄了讲,他们得以在笔者的文字中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也是他们的幸运。诚实了讲,我没有足够充足的素材,来将与他们的经历扩充成一整篇文章。深沉了讲,在漫长的时间之河中,两个人能够相遇,记忆能够沉淀在文字中,就已是值得感恩之事。

  我曾这样想,如果要概括我的同桌,就这样说:一个吃饭前会做祷告的可爱的人。真要说的话,他是我第一个如此接近的那种“纯粹”的人。这里的“纯粹”只是一种归类,我想即便是读者,身边也大概率存在那样一种同学:平时话不多,大多数时候都在沉默地学习,成绩不一定突出,虽然大家在玩的时候也常常加入进来,但看不出他的情绪,也不曾看出他的兴趣爱好。这种我称作“纯粹”的同学,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是:无法想象他们的假期在做什么。关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也曾经问过我的同桌,他的回答也仅仅是“吃饭”“休息”“学习”。“你不会抽一些时间玩吗?”我问道。他也只是睁大他天真的眼睛说,“会啊。”

  我本以为他不打游戏,但团建那天,他跟着我,我于是在游戏机前拿出了街头霸王,他也只是应声坐下拿起游戏机。尽管我凭借格斗游戏基础拿出236、623、214等技能,甚至开始厨投技和凹升龙,也被他拿下几个一本。随后的NBA2K中,笔者的路边球员被他用数值怪库里血虐。这或许是不应在本文中被记录的耻辱的一战。

  除了交流学习,最日常的聊天是我锐评老师,他则只是笑笑。或者是由我分享一些从某篇文本中联想到的冷知识。一般而言,这种形式的对话都以我的一句“一个冷知识”开头,随后则开始分享犄角旮旯里的无聊知识,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因,或者是鲁迅生前爱吃的某样零食。我本以为这对话只是单纯地满足我自己的分享欲,没想到真的被他记住了。加了他的微信时,他看到我的个性签名,一语指出那句话正是《白鲸》的开头,“Call me Ishmael”,那个瞬间,时间仿佛被拉回某个百无聊赖的笔者向他叨念无用冷知识的下午。

  Ishmael,这是圣经中亚伯拉罕长子的名字,作为以撒的代餐在以撒诞生后不久就被驱逐出部落,是流浪者或被遗弃者的代名词。《白鲸》以此开头,叙述者不上报真实姓名而以“Ishmael”作为自己的代称,他被裴廓德号边缘化的命运已暗含其中。

  没准某种意义上我算刘伟的一名爱徒。三模的时候笔者偶然写出一篇段内范文,随即被刘伟在任教的两个班级全部开盒一遍。说起来,上面这句话似乎弄反了因果。笔者所写的,只是一篇53分作文,恰是经由刘伟推荐之后,才变成一篇所谓的段内范文。当然这只是一项举例。

  高一时期,尚未分班前,吃到竞赛班的红利,笔者的语文老师一度是刘伟——这一在每年大型模考和每届腾飞班中都从未缺席的传说中的语文老师。平日的课堂,多半是三分上课,七分闲扯。上课前五分钟做的事通常是“我们这篇课文收个尾”,下课前十分钟做的事通常是“我们下一篇课文开个头”,时间管理是随意的。上课讲的,多半是无聊的冷知识,以及追忆青春年代,这里简单摘录一些。“鸡其实是一种鸟”(讲到“空中闻天鸡”)“刘慈欣的《烧火工》读起来有点像克苏鲁神话”“我看了一下你们那个B站(B要读第四声)啊,挺好的,就是刚点进去的时候出来两个女孩子感觉不太好”“我以前的时候都是玩枪战的,那时候我就拿把狙,蹲在角落里,那个时候叫蹲人,现在好像都叫苟人”“我刚来你们这边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跟几个朋友喝多了,坐出租车回去,我们几个就开始在车上吟诗,后来下车的时候司机都感慨,说你们语文老师真有文化”。

  我基本不听刘伟的课,至少讲课文的时候大多不听,只有上文言文的时候会稍微认真一些,刘伟闲聊的内容基本都听。课上大多是在看书,高一那时基本每天有三四节课都在看课外书,地理课政治课也是不听的,都拿来看课外书。那时书看得杂,主要是看文学类的,哲学的也看,宗教玄学一类的也看,既有自己买的,也有定期跑阅览室里借的。那时候随便看看,说是拓展视野,其实主要还是消遣,现在大多忘光了。

  分了班之后,语文老师换了,新老师年轻不少,行事风格像消极怠工的90后,实际上工作却又很认真,只是抱怨的多。讲课口气很狂妄,基本上说什么就是什么。语文这样的科目,基本上平日里的对与错之于最终的高考都没太大影响,然而同学们终究还是高中生,日常的学习又实在是无聊,所以平日里还是就着题目成天争执。新老师时常画饼,执行力差强人意,平日里说话不怎么留人情面,上第一节课时,还会放出intj那个紫老头来描述自己,只能说过于恰当了。她那样的生活态度,我很熟悉,貌似是一种身边90后的共性:工作只是“换钱”,偶尔顺带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学生们的可笑行径提供的),同事的人际关系是姑且维持一下的,形式主义的短会是不怎么听的,对宏大叙事是很冷漠的。刘伟给我的感觉,是那种传统的文青到了中年,既潇洒又老派;而她身为文青的气息是浅的,然而十分通透,甚至有一丝节能主义的倾向。这或许并非笔者想成为的样子,但可以说,这样的活法是标致的。

  语文老师们实在是讨厌的,我光看到他们待在教室里扯犊子,待在办公室里答疑,没怎么看到过他们看书,光看到他们聊deepseek没看到他们聊文学。除了金晖的《果壳形状的忧伤》以及校刊序言上的寥寥几句,没见过他们写像样的文字。这几个文青借着语文老师的身份就藏着掖着,不肯拿真本事给学生们看,笔者实在头疼的可以。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温州中学:写出《绿》《荷塘月色》的老师教出写《生活在树上》的学生。怕不是金嵘轩校长发的工资不够养朱自清的胃病,佩弦先生才从温中跑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