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多余的话及其他》
07 Mar 2026从文学、疾病学角度探讨瞿秋白的厌世主义倾向
摘 要 《多余的话》作为瞿秋白的狱中绝笔，流露出消极厌世的情绪，反映了瞿秋白除了政治身份以外的一个人格侧面。本文对瞿秋白的厌世主义倾向作了分层，概括了其厌世主义由微观到宏观的不同维度，并从疾病学角度探讨了肺结核的病情对《多余的话》中的厌世主义倾向的一些影响。
关键词 瞿秋白；肺结核；《多余的话》；厌世主义
一、综述
1935年5月17日至22日，瞿秋白在狱中写成《多余的话》。与方志敏式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和《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等革命经验不[1]，《多余的话》是一篇完全个人性质的自白文章。相较于引颈高歌过往种种，《多余的话》更倾向于一部忏悔书，厌世主义充溢字里行间。《多余的话》之“多余”，从浅层上看，是在声明：本文在高度政治化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属于非正统的书生之见，属于异质的不协调音，而非出于政治身份发表的官方通牒之类。
然而，作为继陈独秀之后党中央的第二任主要负责人，于狱中发表这样的言论，会引起争议是理所当然的事。当然，本文对一些真实性上的争议，如“伪造说”“篡改说”“变节说”[2]等均不涉及，仅假定《多余的话》全文皆是瞿秋白本人的肺腑之言。相反，本文旨在从文学和疾病学角度，分析瞿秋白厌世主义倾向的不同维度，并分析瞿秋白所患疾病对其在《多余的话》中流露出的厌世主义的影响。
《多余的话》原文中明确提到“厌世主义”一词的有且仅有下面一处，这是研究瞿秋白厌世主义倾向最重要的文字：“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3] 瞿秋白本人将自身形成的“革命思想”贬损为“厌世主义的理智化”。但应当万分注意的一点是，我们无法确定1918年的瞿秋白在“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是否将自身的革命思想认作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其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我们能且仅能确定的，是1935年狱中的瞿秋白将其归结为了“厌世主义的理智化”。而1918年尚年青的健康瞿秋白(瞿于1919年始患吐血病，此前并无重病[3])与1935年“颓丧残废的废人”瞿秋白，恰恰为我们从疾病学角度研究提供了时间上的抓手。
二、厌世主义的不同维度
在探讨瞿秋白本人的精神世界时，一个简单的二分是将其分作中文世界和俄文世界（并且显见地，这将被证明是有效的）。中文语境下，瞿秋白首先是一个“畸零人”。“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3]（《多余的话》）这样的早年经历可以成为瞿秋白厌世主义倾向的一个成长因素。即便姑且不论瞿本人是否会像鲁迅所说一般“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4]（《呐喊自序》），至少如此的一个“畸零人”身份，恐给瞿秋白的世界观打上了消极的底色。这里的所谓“消极”有两层：一是思维方式上的消极，知人论世时往往以灰暗的一面着眼；更为重要的则是对现世美好性的质疑——当言及厌世时，除了厌世者本人的犬儒主义，现世本身的恶往往也难辞其咎，何况是在“畸零人”瞿秋白眼中。
另外，应当注意，瞿对“畸零之人”的认同并非只出于早年的家庭变故，而是贯穿其很大的一段生命历程。如《饿乡纪程》中的下面这段：“‘内’的要求驱使着我，——悲惨的环境，几乎没有将我变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之人’。”[5] 可以看到，瞿对“畸零”的认知还建立在“悲惨的环境”“‘内’的要求”上，前者指向时代的局限性，反映的多半是物质世界的惨淡现状，后者则喻指文人的内省本能，反映的是瞿内在的精神斗争（这一斗争在《多余的话》中又被具象化为“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与瞿“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的斗争）。
而在俄文语境下，瞿秋白倾向于将自己归类为“多余人”。可以肯定的是俄国文学对瞿秋白本人的精神世界有较大的影响。关于俄文世界的特质，笔者借用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中一段加以概括：“对俄罗斯人，他们最常用以表述自己民族独特特征的词是——启示录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处于精神生活和文化的中心，意味着他们的精神渴望终结和极限。”[6]瞿秋白出身俄文馆，属国内最早深入接触俄文世界的人之一，思想深受俄国文学影响，彼时“多余人”的文学形象已经趋于完善，对彼时苏俄（中国之写影）贵族落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刻画已入木三分。瞿本人早年就有自况“忏悔的贵族”之先例，对这一文学形象深以为然，共鸣之余甚至自况“中国的多余之人”，此事在《饿乡纪程》中亦可找到一些印证：“我——是欧华文化冲突的牺牲，“内的不协调”，现实与浪漫相敌，于是“社会的无助”“，更斫丧我的元气，我竟成‘多余的人’呵！”[5]这间接反映了瞿本人“厌世主义”中“厌己主义”的成分——因对自身的厌恶而引发的弃世。
同样有研究价值的是《饿乡纪程》中的另一段文本：“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提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与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地心里起了变化。”[5]从中可以看出，瞿的“厌世观”其实是由“避世观”转移而来，而这“避世观”指向的是释道之说。故可以作以下论断：瞿秋白的厌世主义中，同样包含传统隐逸之学的成分。
有趣的是，早在1916年12月，瞿秋白就在赴武汉的旅行中写道“唯心的厌世梦是做不长的。”[5]瞿于《多余的话》中将革命思想（唯物的马克思主义）贬损为“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恰巧与此呼应。
而同样值得怀疑的一点是瞿不同时期所述“厌世主义”是否同一。尽管通过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厌世”一词对瞿秋白而言绝非偶然提及，而是生命范畴内时常论及的重要概念，但不同时期瞿所谓“厌世”极有可能指向截然不同的内容。早期瞿疑似将“厌世”中的“世”泛化为“出世”“入世”中的“世”而论，因此当时讲述的种种“厌世”有些只是就经济状况而论，探讨的是仕与隐、工作与学问之间的关系。而经过革命阶段的晚期瞿言及“厌世”时，基本上已是指对人世（惨淡动荡的社会和矛盾痛苦的个人生命）的厌弃。
综上所述，笔者对瞿秋白的厌世主义的不同维度作以下总结。一、厌仕：受到释道思想的影响，瞿更倾向“出世”，不过这里的出世指向的更多是从事文艺工作。二、厌社会：对中国社会动荡现状的失望，这和瞿将“革命思想”比作“厌世主义理智化”的行为最契合，但瞿比起一般革命者消极的心理更深。三、厌己：受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影响，瞿认知到自己的阶级与思想和当时动荡的时代存在尖锐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悲观地认为“多余人”这一形象预言了自身命运。四、厌生：瞿个人的痛苦和死念，既源自个人遭际，又很大程度上源于疾病，这也将是笔者在下一小节中作更详细地阐释的内容。
三、疾病学角度的观察
常规的历史人物研究在人物的思想背景往往阐释详尽，但常忽略身心交感对特定时期人物思想和言论的影响。本文既然旨在见微（仅《多余的话》一篇）知著（瞿秋白的厌世主义倾向），就不能仅从宽泛的瞿秋白的思想发展历史出发，而要考察瞿在写下《多余的话》时特定的精神状态，遑论瞿此时已是肺结核晚期（在20世纪三十年代肺结核与绝症无异），即便抛却牢狱之灾不论，瞿也时日无多。因此，私以为，抛开此时瞿秋白的身体状态来谈《多余的话》中的厌世主义色彩全然是忽略具体历史情境下的一纸空谈。
从中医角度看，结核病导致“痨瘵外候，睡中盗汗，午后发热，烦躁咳嗽，倦怠无力，饮食少进，痰涎带血，咯唾吐衄，肌肉消瘦。”[7]，而这与瞿秋白本人则在化名为林祺祥的呈文中所写内容是相符合的：“身体孱弱，积年肺病，……狱中困顿，又多侵蚀其体力，……现觉日就衰惫，手足乏力，头晕眼眩，时发潮热，秽气熏蒸，似饥似饱，似此久羁不决，势将庾毙。”[8]7
结核病人的心态不能与当下的不治之症患者一概而论。引用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的几段文字，“结核病被颂扬为那些天生的不幸者的疾病，是那些敏感、消极、对生活缺乏热望以致不能生活下去的人们的疾病”“明显的消沉是结核病人迅速衰竭时的典型症候”“结核病被再现为一种顺从的死。它常常是一种自杀。”“肺结核带来‘精神麻痹’”[9]“结核病是分解性的，发热性的和流失性的。”[9]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结核病人的大致影像：一个耗尽气力、意志消沉、精神力孱弱的患者形象。
这不是文学的刻板印象，肺结核的这些症状通常被证明对人类的精神状态有强影响。这里简单引几篇现代的肺结核患者的心理调研：《肺结核患者心理痛苦预测模型的构建及验证》显示，肺结核患者心理痛苦发生率为58.6%-65.2%。[10]而根据《肺结核患者焦虑和抑郁现状调查分析》:共调查肺结核患者349例， 焦虑标准得分（42.31±6.51）分，有焦虑症状者52例（14.90%）； 抑郁标准得分（46.48±7.40）分， 有抑郁症状者89例（25.50%）； 焦虑和抑郁得分均高于国内常模(t＝23.26、7.65，P<0.05）。[11]以上数据仅是反映肺结核患者心理健康状态的一个侧面，不是为了讨论瞿本人是否有焦虑、抑郁的症状，而是旨在强调肺结核症状对精神状态的影响，藉此断言：《多余的话》的写作过程中，瞿的精神消沉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肺结核症状的影响。
肺结核导致的精神消沉会影响患者的文字，历史上许多患有肺结核的写作者都可为这一现象提供印证。仅自文坛随意撷取数朵，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济慈、太宰治等等，这些病友的文字中都不乏探讨罪孽、死亡、虚无的内容，倘若简单采掇几句：“我头脑中那片广阔无垠的黑暗地带，就是由肺结核开始孕育的”（卡夫卡）“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鲁迅）“我的心在痛,困顿和麻木/刺进了感官，又如饮过毒鸩/又像刚刚把鸦片吞服/于是向着列斯的忘川下沉”(雪莱)。瞿秋白的文学身份在当时与其政治身份同样显著，因此肺结核的影响可以参照与其交游甚深的鲁迅作为参照（这已经是肺结核患者中文字最具战斗性的一位）。从中不难看出，文人瞿秋白的作品《多余的话》中传达出一种厌世主义倾向与结核病的病情之严重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多余的话》中的厌世主义色彩，可以被理解成是病入膏肓的结核病人的泄气之语。
综上所述，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表达的厌世主义倾向很大程度上来自结核病导致的精神消沉与情绪低落，是否能作为瞿失势后其个人思想史发展的可靠依据是有待商榷的。这不是在否认瞿潜在的厌世主义成分，而是强调：瞿秋白《多余的话》中将“自身形成的革命思想”认作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的直接原因是病弱时期的消沉，这并非对自身思想的理性剖析，而是濒死之人的情绪化表达。以往研究通常忽略这一点，其原因多半是没有考虑到具体情境对人言论造成的影响，而仅仅从宽泛的思想史角度着眼。这或许是有失偏颇的。
四、重新审视“厌世主义的理智化”
再观瞿秋白《多余的话》中“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一语，这极有可能是肺结核病症激化了瞿潜在的厌世主义倾向后瞿的一时观点，而非1918年时瞿秋白就形成的观念。反过来讲，如果当时瞿形成的思想仅仅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那么是什么令其在1919年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社会》创办的工作中，是什么令其于1934年屡次请求随军撤离中央苏区加入长征，是什么令其于就义前唱《国际歌》呼“共产主义万岁”，就不得而知了。[12]
总的来说，《多余的话》反映了瞿秋白的厌世主义的一个侧面：因为肺结核病情严重及其他一些原因，《多余的话》中流露出的厌世主义是显著的、激化的，从中可以分析出瞿的厌世主义有“厌仕”“厌社会”“厌己”“厌生”等不同维度。这些厌世主义在瞿的思想中绝大多数时间是隐性的，而占主导的依然是以入世变革为主体的共产主义思想。无论是把《多余的话》当作瞿脱离政治后在思想上也脱离党组织的证据，还是完全否定《多余的话》向我们展示的瞿的思想侧面，这两种观点都有脱离1935年《多余的话》创作时的具体历史情境的倾向。说到底，瞿的“厌世主义”确乎存在，但还没有严重到连“革命思想”都成为其附庸的程度。
附、课后感
一言蔽之，雅俗共赏的好课。老师能深入浅出地讲解历史事件，既能了解主流观点也能收获一些教授本人的见地。个人认为课程很好地反映了“历史学思维”，即从具体的事件出发，充分考虑时间空间人物心理等要素，还原细致的历史场景，而不是仅限于高中阶段对历史事件“意义”“重要性”云云的宽泛描述。毫不夸张地说，这门课是我对复旦的通识教育优于低层次学校最直观的体认。本文对人工智能的参考近乎于0，也是出于实实在在受了教的感激之情。
[1] 田松年,李可玉.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写作动因新探[J/OL]. 中共党史研究, 1999(2)[2025-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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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M/OL]. 耿海英,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2025-11-21].
[7] 李用粹. 证治汇补[M/OL].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2025-11-21].
[8] 瞿秋白化名林祺祥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的所写“呈文”[Z].
[9]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M/OL]. 程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2025-11-21].
[10] 成小清, 袁丹, 蔡益兰. 肺结核患者心理痛苦预测模型的构建及验证[J]. 中国临床护理, 2025, 17(3): 13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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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陈铁健. 瞿秋白传[M/OL]. 红旗出版社, 2009[2025-11-21].